发布日期:2024-08-02 18:26 点击次数:162
如何重构重振市场信用,不仅是个技术问题,也是个信念问题。
央行发布的5月金融数据有几大看点:一是5月新增社融20692亿元,同比多增5132亿元,略超市场预期,这主要得益于政府债券融资进度提速,当月新增12253亿元,同比多增6682亿元,对冲了5月新增贷款偏弱局面,即5月新增贷款9500亿元,同比少增4100亿元。其中,居民贷款新增757亿元,同比少增2915亿元,居民中长期贷款从4月的负增长转为新增514亿元,同比少增1170亿元,这警示“5·17”楼市新政尚未取得明显效果,还需假以时日。
二是M2、M1同比再次下探。M2同比增长7.0%,较上月下行0.2个百分点,一个重要原因是企业存款负增长8000亿元,同比多减6607亿元。企业活期存款下降,导致M1同比下降4.2%,M1持续走弱和M2-M1剪刀差走阔,警示企业正常经营压力存在增大风险,企业自身信用紧缩依然突出,急需打破这种紧缩螺旋。
必须指出,金融总量等同比指标,确实对金融资源支持成效的衡量不够准确和严谨,对其淡化处理有一定必要。这是因为总量等宏观感知与个体的微观感受,并不具有替代性。不过,M1负增长和M2-M1剪刀差走阔等宏观上的统计,具体到个体感受,则更需要重视。
如5月票据融资收窄4809亿元至3572亿元,5月末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余额同比下降13%,警示实体经济作为整体的新增经营活动现金流呈边际递减态势,这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当前实体经济能保持稳中有进,金融系统提供的筹资活动现金流效用显著,若没有金融系统支持,很多企业可能面临生存考验。
当前给经济以定海神针的是政府财政对市场信用的重构和重整,这体现了政府的责任和担当。需要正视的问题是,目前中国经济体量已达百万亿级别,很难单纯基于建设型财政政策的单一信用输出进行支撑,而是需要加快推进有限财政资源的优化布局和结构调整,以提高财政资金的市场信用杠杆撬动比率。
事实上,面对创新主导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建设型积极财政政策的适用空间相比过去可能有所收敛。这是因为政府和国企,基于前景理论的分析框架,最适用于在确定性场景下进行类债券类投资安排,而目前的经济生态是属于可能性场景,是完全市场主体的“猎鹿范围”。
为此,当务之急是要重构合理化的信用体系,组织协同配合战,而非以财政政策为主的突围战。这就要求明晰政府、不同所有制企业,在经济体系中的角色定位,各司其职、各美其美。
当前,要增强广义积极财政政策在重构重振市场信用的积极作用,需协调好市场主体的安全感和空间感的关系。就安全感而言,政府和国企最需布局的是补短板和精兵简政:一方面,要将重点放在构筑和健全防护型保障体系上,强化公共民生投入,为市场主体提供完善的公共社保福利体系,以增强整个社会的试错容错能力,及经济社会的风险可承载能力。这方面之所以将国企与各级政府归为一类,是因为在公共社保福利补短板方面,国企需担负起更大责任。
另一方面,当前要落实政府过紧日子,核心之一就是各级政府应推进精兵简政改革,这既可节约不必要的行政开支,又可为给市场主体更多空间提供现实保障,因为精兵简政,是对市场主体放权和放活的行动突破口。
就空间感而言,就是要加快推进基于市场化的各项改革,为市场主体松绑,让权利在市场中获得更多自主配置资源的自由,真正有效落实法无禁止即可为。因为市场主体在市场进行资源配置的自由度,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整个经济社会投资边际收益率,而边际投资收益率是市场信用施展的指向灯,决定着市场消化吸收风险的深度、广度和烈度。因此,市场的空间感决定市场信用杠杆化程度。
暂劳永逸,无为而治。当前中国信用的重构重振,既需构筑防护型保障体系,增厚经济社会风险可承载能力和试错容错能力,也要在为市场主体提供市场空间感方面,用放权和放活构筑起分工清晰、协同配合的多层次市场信用生态体系,提高经济社会体系的风险消化吸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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