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5-02-01 01:37 点击次数:107
来源:刘胜军大局观杠杆股票有哪些
文/ 刘胜军
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的历史正在逐渐远去,但是那些历史波动和曲折所提供的经验教训还是可能为勠力同心建设美好中国和世界的人们提供参考的。——吴敬琏
吴敬琏之所以拥有历久弥新的影响力,一是因为他分析问题入木三分、直击本质的能力,一是因为他为国建言献策的担当和勇气。这些,恰是年轻一代经济学者所缺少的。如今,中国经济面临的改革任务依然繁重,改革依然是决定中国经济前途命运的关键。年轻一代经济学者,应该学习吴敬琏等老一辈经济学家的家国情怀、责任担当、知行合一,提高对经济问题思考的深度,剖析问题的根源,善于从体制机制层面解决问题,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刘胜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一件具有历史转折性意义的大事件。“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中国人民的勤劳与市场经济的融合,激发出巨大动能,一举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国落后的命运,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历史性飞跃。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深度融入全球市场体系,逐步成为世界工厂,更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中国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堪称20世纪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历史事件。这一进程来之不易,经历了很多曲折、争论、艰辛探索。改革开放是一个连续的进程。既往的经验与教训,无疑是宝贵的财富。吴敬琏积极参与过多次重大理论和政策争论,参加了改革的实际推进工作,是波澜壮阔而又曲折起伏的经济改革进程的一位“老法师”。毫无疑问,“市场化”是改革开放的一条主线:从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到十八届三中全会“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市场的地位不断提升。在这一历史进程中,马洪、薛暮桥、于光远、杜润生、厉以宁、董辅礽、周其仁、钱颖一等几代经济学家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其中,吴敬琏就是最活跃、最具代表性的一位。
1985年巴山轮会议吴敬琏与薛暮桥、马洪等合影
2025年1月24日,吴敬琏先生95岁生日。吴老生日快乐!
在中国众多的经济学家中,吴敬琏可谓“综合影响力”最高的一位:
• 在90年代初“中国向何处去”的大讨论中,吴敬琏因为力主市场经济而被称为“吴市场”,虽然在当时这是一个带有贬义色彩的外号。
• 他有惊人的学习能力,勇于反思,敢于自我革命,从早期“苏联模式”的信徒,到后来的坚定市场派和改革派。吴敬琏对自己女儿说,“批孙冶方是我做的最错的一件事。”后来,吴敬琏去看望刚刚出狱的孙冶方,并向其真诚地致歉。
• 他是经济学界的良心,出了名的“爱较真”,不怕得罪人,坚持讲真话、讲逻辑,当时很多投资者股市亏了钱,怪罪吴敬琏的“股市赌场论”,甚至把他家里的窗户玻璃都砸坏了。但时间是最好的裁判,时至今日,吴敬琏以“敢说真话”而赢得了广泛尊重(从3000到2800: 逻辑重构下的A股)。
• 他富有改革思维,曾因“整体改革理论”摘得第三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 他与法学泰斗江平,珠联璧合,共同呼吁“法治的市场经济”。江平说:“从李慎之和吴敬琏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两个品质:一个是独立的精神,敢于独立思考;一个是批判的精神,以自己的学术良心,敢于批判现实。”吴敬琏说,“拿我自己的体会来说,在刚开始改革的时候,常常天真地想,只要冲破计划经济,把市场放开,一切就会一帆风顺。全世界搞市场经济的国家很多,真正走上健康发展道路的却寥寥可数(“妈的”米莱是对的,也是错的)。这些现实迫使我们思考:市场经济是不是也有好坏之分?市场经济应当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是“法治的经济”。”
2024年,江平先生辞世(吴敬琏悼江平:诗人的义愤和法律人理性汇合而成的呐喊)。吴敬琏在悼江平的文中写道:“在成熟时期的江平教授身上,诗人的奔放热情和法学家的严谨理性已经水乳交融,浑然一体。不论是他主要在蒙难期间写作的诗词,还是近年来提出的“只向真理低头”、“我所能做的是呐喊”、“我的理想是法治天下”等动人心魄的口号,都是这两种精神的体现,或者说,是由两种精神汇合而成的呐喊。”
• 吴敬琏对诸多问题,常有入木三分的深刻见解,这要感恩他在五七干校时的伯乐——一身傲骨的知识分子顾准。
吴敬琏一生,风云激荡,经历了众多政治和经济大事件。
吴敬琏生父吴竹似和继父陈铭德在1929年创办了《新民报》(今《新民晚报》)。1947年,《新民报》被国民党政府查封。吴敬琏痛切地认识到:科学和实业的发展受制于社会制度和政治格局。
1969年吴敬琏被下放到河南息县东岳公社“五七干校”,在那样的人生困顿之中,他意外成为顾准的莫逆之交。顾准的见识像冰冷的解剖刀一样锋利,让吴敬琏打开了思想的天空,开始思索“娜拉出走之后会怎样”的深刻命题。吴敬琏后来说,“顾准改变了我的全部人生”。1974年冬顾准临终前,对唯一守护在旁的吴敬琏郑重地说:
• 中国的‘神武景气’是一定会到来的……我送你四个字:‘待机守时’。时机不到,你想报国也没有用。还是要继续我们的研究工作。为了抓住这样的机会,中国人必须有自己的理论思维。总有一天情况会发生变化。那时,要能拿得出东西来报效国家。
历史很奇妙。果真,吴敬琏如顾准所预言的那样等到了中国经济的历史性崛起,并充分展示了自己的聪明才智。
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在80年代,“摸着石头过河”成为指导性哲学。吴敬琏说:
• 由于多年闭关锁国和文化禁锢,1978—1980年间关于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的讨论,以今日的眼光看,无异是在黑暗中摸索,这就使得这些研究缺乏系统性,也没有形成整体性的分析框架。直到1980年年初和1981年春波兰市场社会主义学派的传人布鲁斯(Wlodzimierz Brus)和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经济改革的主要领导人锡克(Ota Sik)先后来华讲学,我才意识到,我们从苏联人那里习得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理论范式到具体结论都存在很大的毛病,需要按照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根本原则进行更新。
吴敬琏与《短缺经济学》作者科尔奈
1983年,53岁的吴敬琏赴耶鲁大学做访问研究,颠覆了自己的经济学认知。吴敬琏感慨,“在耶鲁的这三个学期,使我能够对近百年国外经济学的成果进行一次集中的补课”。吴敬琏说:
• 在耶鲁,我一边在社会政策研究所(ISPS)做“比较经济体制”研究,一边从“经济学101”的经济学原理课程学起,对现代经济学进行系统性的补课。通过重新学习经济学,我品尝到了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解答经济问题的愉悦。尤其重要的是,通过这一学习,我对市场经济的运作规律有了较之前清晰得多的认识。通过微观经济学的学习,我认识到市场决定价格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的关键。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中,由供求关系决定的价格反映了各种资源的相对稀缺程度,因而基于市场价格的交换活动能够引导资源流向效益最高的地方,从而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趋向于新古典经济学所说的“帕累托最优”状态。
王阳明说:知行合一。吴敬琏一边学习经济学理论,一边参与经济改革,这种“知行合一”的机缘无疑是可遇不可求的经历。1984年年底,在参加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前期理论准备工作和中央财经小组为上海制定发展战略的调研工作所取得的成绩的鼓舞下,吴敬琏加入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前身之一),参加了1986年国务院领导提出的“价、税、财配套改革”的方案设计工作,并担任“方案办”的领导成员。在“方案办”的领导班子中,吴敬琏与思路相近的周小川、楼继伟等成为与“企业改革主线论”主张不同的“整体改革论”的主要代表。
90年代中国确立和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关键时期。吴敬琏参与的课题组的研究成果为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定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和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制定全面改革的方案提供了经济学的支持。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第一次遭遇强烈的外部冲击。当时,如何为国企解困,特别是如何保障数千万国企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吴敬琏认为,凯恩斯主义式的政策只是一种短期有效的救急措施,发挥民间创业的积极性才是长久之计。政府大力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有利的环境,才是解决问题的正途。吴敬琏为制定和实施“扶持民营企业发展的大战略”奔走鼓呼并在90年代后期取得一定的成效,为克服经济困难添加了一份不小的助力。
90年代,面对“双轨制”引发的腐败问题,吴敬琏和赵人伟、荣敬本主持的《社会经济体制比较》杂志引进了“寻租”(rent seeking)这个新的政治经济学概念,发动了一场以剖析腐败现象的制度根源、动员社会力量剔除腐败行为体制基础的大讨论。1998年,吴敬琏提出要避免权贵资本主义的发展,“从经济的角度讲,就是要发展独立的民间经济和民间力量;从政治方面讲,就是要确立游戏规则,实行法治”。接着,受到钱颖一教授2000年1月《市场与法治》讲演的启发,吴敬琏正式提出“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的纲领性口号。
步入21世纪,中国经济进一步提速,然而也伴随着“粗放式增长”的诸多弊端。吴敬琏写成了《中国增长模式抉择》这本书,前瞻性地建议:“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乃至科研、教育体制等方面全面深化改革,建立起鼓励创新的体制和机制,从根本上改善经济增长质量,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今天,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自主创新等理念已经深入人心。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民族振兴、国泰民安是吴敬琏最大的心愿。吴敬琏说:
• 我们这一代人总有挥之不去的忧患意识,这与自己的经历中的家国多难有密切的关系。民族振兴是我们这一代人刻骨铭心的梦想。我曾经说过,我们个人的命运是同改革开放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对民族前途自然就应当有一份责任和担当。虽然未来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有了这样的现实目标,我们就能沿着这一改革的道路坚定不移地前行。
与象牙塔里的学者不同,吴敬琏的知识是为社会实践服务的。吴敬琏从不缺席中国经济的每一个关键时刻,被经济学泰斗马洪称为“一个勇敢的战士”。
最近几年,吴敬琏先生已经很少在公开场合演讲。但是他在过去几十年形成的一些深刻见解依然具有时空的穿透力:
• 人们更习惯于用凯恩斯主义侧重需求侧的短期分析方法。这种理论框架的误用,加上想用强刺激政策应对 2008 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结果是频繁地使用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随着经济学所说的投资报酬递减规律作用的显现,政府和许多企业债台高筑,酝酿愈来愈大的金融风险(“任性举债”才是最大的腐败)。
•贯穿往后几十年纷繁复杂的事件中的一条主线就成为从计划制度到市场制度的体制转轨。不过,尽管历史发展的大逻辑决定了国家的体制要沿着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取向前行,然而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和反映这种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在中国社会中有深厚的思想沉淀和社会基础,因此改革并不总是一帆风顺。
吴敬琏特别重视从制度上解决问题。他说:
•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这就是受制于轻视甚至蔑视理论思维的传统,热衷于追逐五光十色和千变万化的表面现象,对所谓“热点问题”做出直接的回答,或者采取并非针对病因、而是针对症状的措施来缓解矛盾。当某些次要的、偶然的因素发生了变化时,只得重新从零开始,进行浅尝辄止的应答,对基本问题的认识陷于低水平的循环往复之中。
•在对基本问题研究得不深不透、得不到可靠的分析框架支持的情况下,仓促采取就事论事的应对措施,由于未能触及事情的根本,往往非但不能获得预期的效果,相反可能引发新的矛盾。如果发生“数典忘祖、引喻失义”的扭曲,就更会使好不容易取得的认识成果付诸东流。
• 要解决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遇到的诸多问题,其出路在于坚持和深化以市场化和法治化为导向的全面改革,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作用,而不能诉诸于更多的国家干预。
对于中国经济改革,吴敬琏始终寄予厚望:
• 中国的改革开放成绩斐然,但也并非一路凯歌行进,有时遭遇风霜雨雪,有时曲折迂回。哪怕在今天,基本的方向应该是明确的,但我们仍然会碰到许多疑难的问题,这些疑难问题的解决,一方面要学习新的东西,用新的技术、武器去解答这些问题;另一方面,就是总结过去的经验和教训,从中找到力量往前走。我作为一名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工作的学者,便不可避免地要在激烈的理论争论和各种利益冲突中艰难前行。我的思想在这40多年中有许多发展变化,在从旧时形成的种种观念出发逐步趋近符合于实际的认识的过程中,旧思想的影响是逐步消除的,前后的提法和论述也常常有所不同。有些时候确实是走了弯路,但也引发了我的重新思考。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的历史正在逐渐远去,但是那些历史波动和曲折所提供的经验教训还是可能为勠力同心建设美好中国和世界的人们提供参考的。
时至今日,中国经济已步入中等收入水平,成为“被追赶的经济体”,而且外部环境发生剧烈变化,世界百年未有大变局加速演进。然而,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很多经验教训依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例如,80年代被引入中国并引发广泛讨论的“预算软约束”,至今仍不乏其现实意义。吴敬琏说:
• 在过去的改革开放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经验也是一笔必须充分利用的宝贵财富,因为实现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历史任务还需要继续努力才能完成,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会遇到在形态上也许有所变化,但实质却相类似的艰难险阻。
吴敬琏还是古典音乐爱好者。他说:
• 在古典作曲家中,我最喜欢的是莫扎特。有人问我为什么欣赏莫扎特甚于贝多芬。贝多芬不屈不挠地与命运搏斗的精神固然值得崇敬和效法,但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并不缺乏推动人们去斗争的力量,问题在于斗争本身并不是目的,为什么目的而斗争才是一个必须明确回答的问题。莫扎特的作品,特别是早期和中期的作品,通常体现出他对于和谐美好生活的向往。当你聆听他的那些纯真、舒朗、优美的乐曲时,你会感到为了使梦想成真,付出多大的努力乃至牺牲都是值得的。莫扎特处在社会大转变,人类跨入新时代的历史时期。他的乐曲到今天仍然可以成为激励我们去争取美好未来的积极推动力量。
谨以莫扎特的《奏鸣曲》祝吴老生日快乐!
吴敬琏之所以拥有广泛的影响力,一是因为他分析问题入木三分、直击本质的能力,一是因为他为国建言献策的担当和勇气。这些,恰是年轻一代经济学者所缺少的。
如今,中国经济面临的改革任务依然繁重,改革依然是决定中国经济前途命运的关键。年轻一代经济学者,应该学习吴敬琏等老一辈经济学家的家国情怀、责任担当、知行合一,提高对经济问题思考的深度,认真剖析问题的根源,善于从体制机制层面解决问题,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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